2016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发表重要演讲时提到，“中东是一块富饶的土地。让我们感到痛心的是，这里迄今仍未摆脱战争和冲突。中东向何处去？这是世界屡屡提及的‘中东之问’。少一些冲突和苦难，多一点安宁和尊严，这是中东人民的向往。”十年后的今天，伊朗巨变再次让“中东之问”被摆到全世界的面前。
事实上，位于亚非欧大陆的核心区域的中东地区，自奥斯曼帝国解体以来总是处于战乱与动荡之中。中东难有太平年，“中东之问”依然无解。
“中东”一词的诞生
中东地区的文明，曾经是人类文明的灯塔——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萌芽之初，波斯湾地区便以其地理枢纽的天然优势，成为串联欧亚非大陆贸易网络的核心节点。自15世纪郑和下西洋以及欧洲人的大航海，人类历史进入全球交流的新时代，中东更是成为东西方交流的枢纽。苏伊士运河、霍尔木兹海峡等战略要道掌控着全球贸易的命脉，而其丰富的石油资源，更让这片土地成为大国必争之地。
虽然中东地区历史悠久，但“中东”这个词只有百余年的历史。
根据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哈全安所著的《中东史》，“中东”（Middle East）一词源于西方殖民扩张的时代背景，原本具有“欧洲中心论”的历史痕迹和政治色彩。
自19世纪50年代开始，英属印度殖民当局将介于所谓“欧洲病夫”奥斯曼帝国与英属印度殖民地之间的伊朗以及与其毗邻的中亚和波斯湾沿岸称作“中东”，用于区别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近东”和包括东亚诸国在内的“远东”。1900年，“中东”一词正式出现于英国的官方文件，进而为西方列强普遍采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退出历史舞台，中东逐渐成为泛指西亚北非诸多区域的地缘政治学称谓。
根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昝涛所著的《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目前学术界将“中东”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中东指亚、非、欧三洲接合部的西亚北非国家和地区（阿富汗除外），广义的中东则泛指东起阿富汗，西到非洲大西洋沿岸的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北边包括土耳其，南边涵盖阿拉伯半岛南端的广大地区。
中东作为欧亚非三大洲的文明交汇地，有着独一无二的特殊性：它既是多元族群（阿拉伯人、波斯人、犹太人、库尔德人等）、三大宗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的共生场，又背负着殖民时期人为划线、权力失衡的政治缺陷，注定了这片土地难以摆脱战争频仍的境地。
1月29日，在加沙地带杰巴利耶难民营，一名巴勒斯坦少年望向废墟。
动荡根源：地缘博弈
根据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历史与法律教授戴维·弗罗姆金（David Fromkin）的《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与现代中东的形成》一书，16世纪，葡萄牙船只的突然到来对波斯湾造成了一场剧烈冲击。这场以欧洲列强远洋探索为核心的时代变革，打破了中东长期以来作为欧亚非贸易枢纽的传统格局。欧洲殖民势力在构建起现代中东国家框架的同时，也埋下了边界冲突、族群撕裂、教派对立等多重隐患，正是这些隐患成为当代中东动荡不安的结构性根源，影响至今。
奥斯曼帝国自1299年建立以来，统治中东长达600多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奥斯曼帝国选择加入同盟国阵营，最终随着同盟国的战败而陷入绝境。
1916年，英法俄三国秘密达成《赛克斯-皮科协定》，按照自身的势力范围划分中东领土：英国获得了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巴勒斯坦与外约旦的控制权；法国取得了叙利亚与黎巴嫩的统治权；沙俄则瓜分了东安纳托利亚与亚美尼亚地区。
这一协定与英国此前为争取阿拉伯人支持、承诺帮助其建立独立国家的《侯赛因-麦克马洪信件》形成了直接冲突，为阿拉伯世界的信任危机与后续的政治动荡埋下了种子。
根据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巴尔（James Barr）的《瓜分沙洲：英国、法国与塑造中东的斗争》一书，英法这两个老牌殖民帝国为了绕开《赛克斯-皮科协定》的约束，同时避免美国加入对中东地区的瓜分和权力博弈，而给阿拉伯群体许下了不打算兑现的承诺。英国通过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暂时取得了与法国博弈中的优胜地位。但英国后来并没有诚信兑现对犹太人的承诺，导致了后来的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深层次矛盾。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英法两个大国激烈博弈所产生的对冲作用，才使得后来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有了成长的空间；诸如叙利亚等其他中东国家，也因殖民帝国的力量削弱而最终获得了国家独立。可以说，在之后所发生的历次中东战争，都是英法两国长期角力的副产品，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都是其殖民竞争政策的受害者。
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马晓霖在《中东沧桑——百年血火百年泪》一文中指出，随着两次大战引发欧洲传统中东掠食者急速衰弱，以及沙俄被苏联所取代，中东开启美苏角逐新时代，也成为全球冷战前沿和两极格局代理战争主战场。美苏控制并争霸中东在很长时间和宽大空域内重塑了中东地缘格局和政治议程。
随着苏联解体而冷战结束，美国在中东开始“一家独大”，其长期偏袒以色列和频繁干涉地区事务催生出反美反西方主义，直至引发9·11袭击，美国也随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深陷中东战事的美国开始日趋衰弱。这迫使美国在奥巴马任内逐步抽离中东，也使其继任者特朗普放弃叙利亚，从而成就了俄罗斯在中东局部逼退美国的破天荒。
2011年发生的一系列政治风波被世人称作“阿拉伯之春”，诸多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相继出现剧烈的政局动荡，甚至达到失控状态，政治强人纷纷落马。
当前中东，武装冲突持续不断，恐怖主义肆虐横行，一些外部力量继续争夺在中东的影响力。中东地缘政治板块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调整和重组，力量博弈、战略对冲、利益交换成为中东政治的基本形态。
战略要地+石油宝库=必争之地
在大国博弈之前，中东地区已经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战略要地——地处东半球中央，横跨亚非欧三大洲，濒临里海、黑海、地中海、红海和阿拉伯海，沟通大西洋、印度洋，又位于欧洲的侧翼，有一条国际上最重要的战略通道——苏伊士运河。鼎足而立着三个具有很高战略价值的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土耳其海峡。
如今，全球有25%的集装箱运输需要经过苏伊士运河，而在亚欧海运集装箱贸易中，经过苏伊士运河的比例更高，其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甚大。1956年英法两国卷入苏伊士运河危机，原因就在于保全对中东石油资源的掌控。
而在大国博弈之后，这里又因为发现大量石油而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纷争。自1908年伊朗首先发现大规模油气田和1932年巴林打出现代第一口油井起，中东步入新石油时代，诸多产油国一夜间从落后的农牧业文明跨入现代工业文明，石油也赋予中东产油国以与地缘分量无法匹配的政治话语权。
据悉，中东1500多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蕴藏着占世界65%的石油资源。在过去一百年间，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图谋控制中东石油，在中东地区造成了持续的动荡。随着美国的“页岩革命”，美国日益减少了对中东地区石油的依赖从而战略收缩，使得中东的地区性大国日益活跃，中东形势更加复杂。
耶路撒冷的金色岩石圆顶被明媚的日落照亮。
宗教族群矛盾，剪不断，理还乱
根据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王晋所撰写的《内部矛盾错综复杂，中东动荡难平》，除了外因，民族、宗教和族群分歧是造成中东地区冲突不断的内因。
阿以冲突中穆斯林与犹太教徒之间的宿仇被视为中东宗教问题的核心。而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矛盾和冲突也由来已久。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东地区，伊斯兰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
根据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数据，全球有16亿穆斯林，大约85%是逊尼派，剩下的约15%是什叶派。而伊朗是世界上最大的什叶派国家。此外，什叶派在伊拉克、巴林等国占人口多数。在黎巴嫩，人口少数的什叶派也拥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伊斯兰教不同教派之间的矛盾在伊拉克就有充分体现——伊拉克包含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人三支政治力量。2003年后，什叶派逐步成为伊拉克最大的政治力量，但是逊尼派仍然在部分地区占据主导，而库尔德人则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内拥有较大的自主性。
政治理念的对立，也是中东地区矛盾不断的重要原因。在历史上，埃及引领的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曾经同沙特等国家倡导的伊斯兰政治体系长期竞争；在巴勒斯坦内部，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倡导的左翼世俗政治理念，同哈马斯秉持的宗教政治理念也相互竞争，最终酿成了2007年两个派别的直接冲突，哈马斯夺取了加沙地带的控制权，法塔赫继续控制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政局从此陷入分裂。
中东不同国家对地区政治秩序构建的设想也有所不同。例如，沙特要求土耳其和卡塔尔停止支持以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为代表的反对派阵营，同伊朗在地区政策上存在矛盾。伊朗和土耳其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
这些差异和矛盾使得地区国家在重大议题上往往采取不同政策。
例如，在巴以问题上，沙特等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相对温和低调。伊朗则支持通过相对激进的手段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在巴勒斯坦内部，伊朗支持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等具有宗教色彩的政治军事团体，呼吁通过军事反抗来促成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
在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和以色列一直指责伊朗是地区冲突的“幕后主使”，这也为此次的美以袭击伊朗埋下了伏笔。正如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智库研究员文少彪对《新民周刊》所说：“伊朗局势正处于一个关键转折点，成为中东大变局的新变量。美以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战争，妄图重塑中东秩序，但是引发更多的地区风险外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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